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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很多大城市在搞“抢人大战”，抢大学生、技术人员，但是在这些城市里，长期工作的农民工却依然面临进城容易留城难的问题。有数据显示，我国城镇化率从52.6%提高到58.5%，8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了城镇居民，然后，按户籍人口计算，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2.3%。很显然，各地特别是外来人口较多地区的实际城镇落户进程，仍不及预期。

美国“精日传媒”7月15日文章，原题：上海垃圾分类将带来更可持续的奢侈品？ “可持续性”概念在中国消费者中一直雷声大雨点小。当了多年“世界垃圾站”后，如今中国在经济最发达地区上海实施垃圾分类，这蕴含着改变“绿色”惰性的力量。首先，新条例鼓励中国人选择“够用即可”而非“多多益善”；其次，这种改变将激励中国消费者更深入了解所购商品的物质成分。发生在上海的生活方式改变将很快遍及中国其他城市。

2、在什么情况下强制采用要约收购？拥有一个上市公司权益的比例未超过30%的，收购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，以要约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，其预定收购的股份比例均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%。但当持股比例达到30%以上时，收购人将对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控制力，为保障交易的公平性，让其他股东（尤其是中小股东）拥有向收购人出售其持有股份的平等机会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。

不过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地方政府也有发展经济和扩张财政的需要，既要土地买得贵买得多搞创收，又不能房子涨得快涨得多，怎么办？索性给个窗口指导价好了，“限价”。很多人都说这招不管用，一来限价根本就不可能压住房价，二来也会导致市场上公布的房价数据失真。其实地方也知道这是一个死结，不过它们也有自己的逻辑所在：炒房客的心态是买涨不买跌，只要“房价”看起来降低了，就能抑制大家的投资需求。管住价格不可能，但可以管理心理预期。

期货日报：您认为，尽快出台期货法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？叶林：上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在起草期货法时特别强调了“服务实体经济”的定位。我认为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发现价格，一个合理、有效的市场价格才能正确发挥资源配置、帮助产业对冲风险等作用。没有法律保障，境外交易者对参与我国期货市场的信心就会不足，没有境外交易者的参与，我国期货市场就很难形成国内外均认可的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价格。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，加强期货市场立法建设，是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。

胡昌升对韩国瑜坚持“九二共识”表示十分赞赏对韩国瑜提出的“货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”的理念表示认同此次会面是一个很好的开端，双方签订的台湾农产品采购合同也只是一个开始，相信在坚持“九二共识”基础上，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通力合作，两岸的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，更好地造福两地父老乡亲。